宗旨来讲，郑永年在《放松管制、深化改革刻不容缓》一文认为经济增长出现的停滞主要是受到的来自管制的约束。为此郑永年列举了生物和游戏技术的管制和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这两大问题。假设这是问题的话，我相信也不是经济增长停滞的问题。因为基本经济学定义都在于：经济增长是效率和效益的增长。也或我们可以说生产力的增长。但近些年生产力的增长，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然到边际生产力阶段，所以真实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生产力的增长理论的失陷和不足。我的确很奇怪，郑永年作为一个专家级人物，为何写文章不从基本经济学概论出发。经济概论是清楚的，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的直接原因是：需求不足，竞争过度和产能过剩。这些经济表象后面的折射是：上一轮工业革命的式微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无踪迹。

       郑永年行文的确分析了四大经济的增长潜力：陆路经济、海洋经济、空中经济和互联网+人工智能经济，但这类分析的确非常幼稚。以空中经济来说，如我们没有大飞机的核心技术，我们的空中经济有点耍概念滑头的意思。因为空中经济是受技术限制和全球空域管理的技术。如果我们突破不了大飞机技术，基本就和最大的空中经济无缘。航天航空经济虽然是一种经济，但其规模受全球空域管理的限制。而我们发明的概念：低空经济——莫非就是无人机和飞行汽车？此类经济真的市场非常大吗？同样受空域管理和安全技术能力的限制。就眼下来讲，空中经济根本就不能成为一种潜在的主要的经济模型。我们说经济——农业是经济，工业是经济，空中经济即便是一种经济，也必然隶属于工业经济的一种类型。而只要被限定为一种工业经济，就意味着真正市场需求规模的评估和技术可实现的评估。如果为提振信心，创造一种“空中经济“的概念，不过是说，这个产品用于空中。用于空中的产品要么是飞行器，要么是导弹，为何要说得那么复杂。前者属于交通或物流工具，后者是军事武器。

        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经济分析就是类似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经济潜力分析，说游戏是此种经济的驱动力，如果放松类似的管制，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经济会得到更快地发展，因为游戏提供了数据。这是什么逻辑分析？完全是不理解科技也不理解科技和经济的关系。关于游戏经济，我们肯定地明白在中国，这是一种许多人在网络上玩耍、只会消耗金钱而不会创造经济价值的经济。未免，在郑永年看来，在网络消费就是一种经济吗？所谓经济就其词根必定是要经营才产生经济，人们趴在游戏里，并没有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人们所做的看起来不过就徒然消费而已，这类消费宛如拉屎，拉屎是不能拉出任何经济效益的。所以若以游戏举例说，游戏的数据就是人工智能数据的可贵来源，这完全是荒谬的理解力。人工智能是一种隶属于知识或知识周边的产业，和游戏有什么关系。游戏的遗毒或合理性边界，这在全世界都有定论。如想通过“松规”游戏管制，来刺激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

        然后，郑永年又谈到对地方政府的松绑。搞不清楚，郑永年为何认为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松绑和经济增长有何种关系，除非有一个经济联系是：地方政府官员是经济要素。因为经济增长只能出自经济要素的增值活动。但地方官员从事经济，这是任何法制国家不允许的呀。假设对地方官员的松绑就是监管和消费的松绑，这并非经济问题。地方官员无论怎么消费，只要不是利用政府的钱去消费，这种消费规模都是很小的，经济增长和地方官员个人生活的消费几乎没有任何正相关关系。如果郑永年潜台词是，可以公款消费，那这哪里是一个法制社会学者的正确的言论自由？完全不理解，郑永年对我国地方政府的“松规”如此感兴趣，想来他根本不知道，如今的规定下掩盖了多少变相交易的行为和经济寻租的行为。所谓八项规定或十六项规定对官员的约束根本没有意义，反而助长了隐私经济效应和政治两面人的出现。

        纵览郑永年经济冗文，我是很难理解，一个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学者写出这样低层次的文章。郑永年必须理解到，经济是对生产力的适当和正当使用。历来都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改革开放后不讲经济和政治规矩，就造成了今天经济惊人的陷阱。这个因果关系不要颠倒。我们承认释放人的某些人性的贪婪之处，的确可以刺激经济，但这样的经济是不正义的、政治不负责任的，也是注定背道而驰的，结局是悲惨世界的。校正在于：有效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依托一个有约束力的范围，因为经济的目的是经济质量，而非经济数量。数量经济喂肥一个虚弱的胖子，胖子走不动路。这是今天中国经济形象的譬喻。

        郑永年，请您不要任意再写中国经济了。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根本的拯救之道一直在中国人民的知识和中国人民自己。如果必须关联上体制问题，我觉得体制相对于人性的悖论是太松弛了。目前维系中国经济的这个人文的模型，本质上是反国家、反自然和反人类的。我希望下一次，您在这方面多加思考和建树。感谢您写的文章，给我们带来了悲剧为什么发生的引子。

2025.01.21

人们论述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一般都是归因为宗教的新影响和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假设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如此显明，其潜台词不过就是说：既然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确是文艺复兴和新教兴起之后，时间轴来讲，前者必是后者的理由。这可称为简单的因果论。如果这么推理，的确可以得出，由于儒家文化不同于文艺复兴文化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陷入了无科学和无工业的窘境。把这一切指向儒家文化，这真是对的吗？

我已经无数次听人们说，儒家思想的弊端，对社会发展构成了禁锢。但孔子的确不是禁锢。因为孔子的《论语》实际上为我们作为人和作为社会构建了伟大的伦理学。诸如“政者，正也”这样对政治的评论，言简意赅且直接命中核心。伦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可以命名为对工具发现的学科，这是逻辑学和逻辑学的扩展。所以在第一个层次上，我基本以为，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尽管群星灿烂，但均未提供逻辑学（不过我应该深入求索一下是否有未知的遗漏）。在这方面比较灿烂的就是希腊的哲学和文化。以亚里斯多德这位神人为代表的希腊大师，直接给出了《逻辑学》《伦理学》《动物论》和《工具论》这类划时代的学科，这些是日后西方真正工业革命的种子。不能说今天吃到肉了，是昨天养猪的唯一原因，需要知道，在猪之前，还需要播种猪饲料等更前置的东西。类似，我们也不能说亚里斯多德产生了亚里斯多德，还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前面。我们甚至也不能说，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一应希腊大咖和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结合，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因为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中间还隔着罗马等漫长年代的故事。另一个层次上，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的械具，其械具本身还囊括了比如飞轮等历史上发明的工具。应该这么说，如果把工业革命定义为新工具的诞生，工业革命一直在发生，其中有很多民族也包括中国的贡献。但若人们以最后的发生地为基准或谁是最关键的贡献者来定义，工业革命产权的所有者为西方。但绝不因此说，工业革命是属于西方的。它理应属于世界。

但人们还是宁愿认为，中国肯定还是有什么问题限制了工业或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吧？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我们欠缺指责任何一个古代人的理由。我们可以指责孔子，可他毕竟给中华民族树立了伦理学。我们或可以指责某些皇帝，他限制了我们思维想象的空间。但我们如何认为我们历史上的想象力是受到皇帝的限制？此外，我们假定的想象力就一定是科学的想象力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不管历史是否限制我们，华夏民族在历史上的想象力的本源，就不在科学？这个答案看起来是真的。因为类似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文明的想象力在当时都是不同的，正是四大文明古国在不同文明的组合，给后来的世界提供了新科学想象力的空间。类似的证据比如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受到了《易经》的启发，不管这是真是假。莱布尼茨的确对中国深有研究。主要的问题在于：人家是一个天才，天才和文化是同时产生的。孔子是天才，产生了儒家文化。老子是天才，产生了道家文化。如果莱布尼茨也是中国人，那就会产生莱布尼茨的文化。我们在历史上没有产生类似西方那种科学定义的天才，是问题的本因。对皇权和文化的指责，不能作为科技树不发达的客观理由。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古代大地上的物种和欧洲，或者和美洲都是有差距的，有些物种就只有非洲或美洲有，天才也是一个物种，类似我们眼里的科技天才这个物种只产生于当时的西方不足为奇。

但以上论证并非最终的论证。除了造物主创造天才的原因，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习俗和利益的分配机制导致了资本进一步萌芽和好奇心的规划的停滞。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在发明了先进的农耕文明的一切用具以后，思想再也不往前运动了。你可以一个假设这是社会想象力懒惰的原因，但你也可以说，这是古代社会的习俗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原因。对习俗的理解常常会纠结于历史上过多的陋习，这些基于“礼”的陋习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社会不产生“新人”，但若你继续深究这背后的原因，你必须拉长历史到现在，现在我们是不是真得在科学上好一点？并非如此。我们现在主要是致力于现代生活需要的物质和工具的工业化的生产，其技术来源还是属于西方，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看到了问题，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比古代聪明。所谓历史的习俗我们现在基本扔掉了，我们也没有塑造出好的习俗。我们的确不搞裹脚布了，但我们的人每天不都是在短视频里从事着同样的裹脚布吗？看起来陋习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但性质都是一样的。由此、假如习俗是原因，习俗的原因既是现代的原因也是古代的原因。而我们必定坚信，我们现在无法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家，一定在于社会利益机制的错位、或直接说，原创者总是得不到自己应该从社会获得的应该有的利益。因为从历史上以来，红顶商人常常通过政治垄断社会最大的利益，这不可能不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必定也会引起人们对“利益”概念的误读。想想我们的大脑，现在还可以把“利益”作为褒义词概念吗？“利益”的原始含义是有益的金钱,但现在人们说到利益,是否只想到了眼红或利益输送之间的东西。如果利益输送就可以获得利益，人们对创造的兴趣就会减弱。所以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老毛病是一样的，社会利益深度嵌套于利益寻租。社会不劳而获的人多了，社会就会满足于“既在”利益的竞争格局，绝无一人想开拓“他在”利益的格局。所谓“他在”就是利他的基本意思。做无中生有的事，需要一种“他在”的精神。从我国古代的政治到现在的政治，人们都相信劳心者治人，这符合我们看到的端倪，公务员背景的家族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所以我是这么看的，中国历史的人和现在的人一直在摆烂，并无区别，指责古代科技点不亮的原因，依旧根植于现代人的身上。而且纵深来讲，中国古代还发明了一些划时代的定西，现在的我们相形而见绌一些。这也很好解释，古代至少在文化和精神事业上秉承“士”和君子的作风，不会在文化上造假或在文化领域寻租，现在的中国能做到吗？

此外，有两类对于中国科技不发达的理由我是拒绝的。其一是向内学还是向外学的问题。主要观点是中国人向内学，所以学不到科学。西方人向外学，所以学到了科学。这种观点是模糊了科学的定义。卡斯贝尔斯说：就科学来说，卜筮都是科学。向内学是向人这个小宇宙学习，向外学是向宇宙这个大宇宙学习。但是从意识宇宙论推演，两者互为关照。人们需要理解，意识即宇宙，所以古代人研究自己的内心，就是在研究意识界的宇宙，这只是一个研究方法的不同，并非迷信和真理的分界。其二是自由贸易的问题。说中国没有开展海上自由贸易是科技不发达的原因，论点忘记了丝绸之路等自由贸易的路线。贸易是商业发达的理由，但不是科技必然兴起的理由。这一点从全球化以来，中国商贸或电商如此之发达，一无科技真正的贡献一目了然。实际上贸易还分离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精力、导致更大的不可能。

根本上，科技的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向意识的真理追寻，就会涌现科技。人心向直接的欲望，想象力就会停滞，人心向浪漫的欲望，人就会创造奇迹来满足欲望。关于科学，我们不如西方，这是历史以来的宿命。我们的命中不带有科技这个目的，这是我们直到今天还存在的独特的历史机制导致的。我们今天废了儒家文化，并没有比昨天在科学上更好。相反，我们的人在科学上的今天变得更难了。在此类问题上，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变得略微崇高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失落的，我们欣赏也要从容和淡定。

2025.01.06-07